朱德海——首任校長的傳奇一生
1949年3月,中共延邊地委決定朱德海兼任延吉大學校長,并報請中央批準。1951年6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任命朱德海為延邊大學校長(兼)。朱德海校長作為舉賢愛生理念的實踐者,正如他所說的,“沒有文化的民族是愚味的民族,要發展民族文化,關鍵是抓教育”,在長期的辦學與教育歷程中,樹立了 “辦學以教員為主體,教育以學生為根本”的教育理念。尊奉這一理念,他給我們留下了無數激動人心讓人難以忘懷的故事。
苦難的幼年
1911年3月5日(農歷),朱德海出生于俄羅斯遠東沿海州雙城子一個窮苦家庭。父親吳禹瑞,是朝鮮咸鏡北道會寧郡人。
1902年,吳禹瑞與三個兄弟跟隨父母告別故土會寧,跨越圖們江,踏上了俄羅斯沿海州的土地。1918年,吳禹瑞被殺害。一家人的生活難以支撐,于是從俄羅斯烏蘇里斯克搭上火車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再由符拉迪沃斯托克乘船,經由朝鮮羅津港回到故鄉會寧。在會寧,朱德海目睹了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鄉親們饑寒交迫的境遇。1920年3月,為維持生計,朱德海一家再度跨過圖們江,東遷到吉林省和龍縣水洞溝村(現龍井市智新鄉勝地村)居住。
1927年,朱德海在村里念完了四年的初小,接受了啟蒙教育。在校期間,父親的故去給家庭生活帶來了諸多困難,朱德海每天晚上點起一盞煤油燈,看新國文,還聽到了許多歷史故事,其中,最使他難忘的就是擊斃伊藤博文的安重根義士的故事。
1926年,朱德海和他哥哥給人家趕牛車拉腳,來往于龍井和朝鮮會寧之間,木炭、谷草等等,路上碰著什么貨物就拉什么。這期間,朱德海廣泛按觸了社會底層。無論走到哪里,他看到的都是底層人困苦的生活;無論走到哪里,他看到的都是底層人為了維持生計而做日本人的苦力;而日本人則到處橫行霸道,肆無忌憚地掠奪中國、朝鮮的木材、煤炭、糧食等物質,大肆運往日本。在年少的朱德海眼中,看到的是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難道這些都是上天的安排嗎?在他幼小的心中,埋下了深深的疑問。
接受共產主義思想
自1920年開始,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傳入中國和朝鮮,也傳播到我國邊陲之地延邊,《共產黨宣言》手抄本以及《俄羅斯共產黨政綱》《巴黎公社》等書籍和《共產》《曙光》《新世界》等刊物,在龍井一帶流傳,并最先被朝鮮人進步學校大興中學、東興中學、明東中學等思想活躍的師生們所接受。當時,龍井是朝鮮共產主義者活躍的舞臺。在一段時間里,朝鮮共產主義者在延邊存在著ML(馬列)派、火耀派、西上派三派之爭。ML(馬列)派共產主義者在龍井活動最為活躍,主要領導者有金光、安光大等。在ML(馬列)派中,金光鎮、黃基范、吳元敘(朱德海的叔叔)這三個人對朱德海接受初期共產主義思想啟蒙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1922年,朱德海進入少年時期。在上小學的時候,接觸到了新來的校長金光鎮,并從他那里知道了“反日”“愛國”的意義;也了解到了1905年《日韓保護協約》(《乙巳條約》)和1910年《日韓合并條約》,致使朝鮮被吞并,進而淪為日本殖民地;更了解到在“琿春事件”和“庚申大討伐”等事件中,日軍對朝鮮反日武裝和民眾進行的大屠殺。通過金光鎮的引導,也通過夜校的教育,年少的朱德海初步具有了民族意識和革命覺悟。此時的朱德海總是在思考著:一個人生活在世界上能做些什么?為什么活著?活著又要怎樣做?通過金光鎮的教育,朱德海開始意識到,在時下國難當頭、日寇逞兇,日本帝國主義妄圖將朝鮮和中國變成他們的王道樂土之際,青年學子決不能忍氣吞聲、甘做亡國奴,要救國,就要起來斗爭、起來革命。1929年,朱德海通過金光鎮的介紹,加入了高麗共產主義青年同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堅持東北抗日斗爭
1929年8月,根據共產國際提出的一國一黨的原則,建立了中共寧安縣臨時黨部,主要負責人是韓根。根據《中共滿洲省委告在滿朝鮮人共產主義者的信》,隨后建立了以金草頭為書記(10月由金誠接任)的首屆中共寧安縣委。中共寧安縣委根據中共滿洲總行動委員會的指示,積極投入到開辟革命根據地和武裝斗爭的工作,著手建立武裝游擊隊。朱德海在縣委機關做交通員工作。1929年8月初,朱德海由金光鎮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1年5月,朱德海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32年1月,朱德海根據縣委的指示,到東京城于家屯任特別團支部書記(改名吳東元)。1932年5月,日本兵侵占東京城,到處捕殺抗日分子,制造血案,整個寧安縣處于白色恐怖之中;9月,根據中共綏寧中心縣委的指示,朱德海轉移到了密山縣哈達河村。1933年1月8日,密山縣城被日寇占領,日偽勢力極力抓捕朱德海(朱德海先后使用了姜道一、金道順、吳東元、吳永一等化名)。這期間,朱德海住在西大林子的漢族農民婁景玉、婁景明婁家兄弟家中,與他們相處親如兄弟。他通過婁家兄弟廣泛接觸當地的漢族群眾,開展抗日救國宣傳工作,并以婁家兄弟為骨干,廣泛團結朝漢群眾,組織了抗日救國群眾團體——西大林子抗日救國會,朱德海任會長。漢族與朝鮮族群眾在共同的抗日救國斗爭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根據中共中央在共產國際東方部主持下制定的《中央給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1933年1月26日,中共密山縣委決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反日力量,結成最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中共密山縣委結合朱德海的工作情況,任命朱德海為區黨委委員、縣團委組織委員。
從莫斯科到延安
1936年6月,為東北持久的抗日斗爭培養干部,中共勃利縣委決定派朱德海去蘇聯學習。由此,蘇聯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成為朱德海成長為革命家的重要啟蒙基地。朱德海于1937年到達莫斯科,進入東方勞動大學,最先編入八號樓中國班,后又編入十二號樓朝鮮班。朱德海到東方勞動大學后,校名改為 “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利益研究院”,其朝鮮班分為高級、低級兩個班,朱德海被分配到高級班。中共早期領導人李立三在此主講《中國革命史》,駐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副團長康生也曾在學校待過一段時間。1938年,朱德海結束了為期一年半的學業課程,較為系統地學習了馬列主義理論,使得他更堅定了共產主義信念,立志要把中國建設成與蘇聯一樣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此時,由于日本帝國主義展開了全面侵華戰爭,根據抗戰需要,駐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將在蘇留學的東北抗日干部陸續派往中國抗戰最前線。1939年3月,朱德海與其他9名學員一起踏上了回國之路,從莫斯科乘坐火車到達哈薩克加盟共和國阿拉木圖,再乘坐汽車進入新疆伊犁,輾轉到達迪化(今烏魯木齊)。專門負責接送從蘇聯入境人員的鄭英,以中學教員的身份,將他們送到了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同年9月底,朱德海終于到達延安,被分配到抗日軍政大學干部訓練隊東北干部訓練班學習。東干班是中共中央東北工作委員會為專門訓練熱悉東北情況的干部學員設立的,其學員大多是東北以及河北、熱河一帶的人;原準備培訓后派往東北開展抗日救國工作,后因東北抗日形勢發生變化,中共中央決定解散東干班,八路軍總政治部將部分學員分配到延安各作戰部隊。朱德海被分配到八路軍359旅718團特務連,任政治指導員。在大生產運動時,朱德海響應中共中央“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率部進駐南泥灣,挖窯洞,開荒種地、喂豬養牛,并出色地完成了各項任務。1942年初,朱德海領受命令,離開718團到王家坪延安海外研究班學習。中央軍委和八路軍總部都設在王家坪,朱德、葉劍英、胡耀邦等人都在八路軍總部工作。研究班是中共中央海外委員會所屬機構,朱德總司令兼任海外委員會書記;研究班班長是何英,黨支部書記卜一,黃華任副書記:學員按國籍分為若干組,朝鮮組有朱德海等5人。1943年,在羅家坪籌建朝鮮革命軍政學校,中共中央委派朱德海參加學校的等建工作。在籌建工作中,朱德海作為總務處處長,既是一位出色的管家,又是一名勤懇的勞動者,無論種地、種菜、燒炭、編筐,樣樣是內行;有些學員的鞋子穿破了,從小就跟父親學會打草鞋的他就帶領大家編草鞋。就這樣,經過一年的艱苦奮斗,軍政學校得以成立。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反法西斯戰爭取得最后勝利,當時在軍政學校任教的朝鮮族著名作曲家鄭律成興奮之余,連夜作詞、作曲,創作了朝鮮義勇軍進行曲——《前進,向著祖國》。
挺進東北
抗戰勝利后,中央軍委決定:朝鮮義勇軍和八路軍一道挺進東北。朝鮮革命軍政學校改制為作戰部隊編制,踏上了奔赴東北的征程。在奉天(今沈陽),先期到達的朝鮮義勇軍司令員武亭主持召開了全體軍人大會,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指示,除派遺少數干部去朝鮮外,大部分官兵留在東北;并要求留在東北的全體官兵立即奔赴東北各地,廣泛發動在滿朝鮮人,擴大義勇軍隊伍,為中國的解放和朝鮮的獨立做好準備。朝鮮義勇軍全軍分為三個支隊,第一支隊留在南滿,負責擴建第二支隊;第三支隊奔赴北滿,負責擴建第四支隊:第五支隊奔赴東滿,負責擴建第六支隊。武亭還宣布了各支隊干部的任命令,朱德海被委任第三支隊政治委員。臨出發前,朱德海到司令部與武亭司令員、樸一宇副司令員道別。武亭司令員一再囑咐說:“朱德海同志,北滿的工作全交給你了。那里有幾十萬朝鮮同胞,他們正等著你們去呢。”1945年11月18日,一列由奉天(今沈陽)開往哈爾濱的貨車上載著20名身穿八路軍車裝、佩戴“朝鮮義勇軍”臂章的軍人出發了。受朝鮮獨立同盟滿洲特別委員會書記金澤明的指派,元逸愚專程迎接從延安挺進東北的朝鮮義勇軍。金澤明曾在1939年與朱德海一起在延安抗大東干班學習過。“八一五”光復后,原在巴彥縣進行地下工作的金澤明帶領趙慶衡、金明到了哈爾濱。早在1942年,金澤明受中共和朝鮮獨立同盟的派遣,由晉東南根據地來到北滿,秘密開展北滿朝鮮獨立同盟的籌建工作,并于1942年8月20日成立了朝鮮獨立同盟北滿特委,受中共濱江省委領導。朱德海與金澤明一起,立即投入到了朝鮮義勇軍三支隊的建軍、擴軍的工作。1945年11月23日,朝鮮義勇軍第三支隊正式成立,朱德海宣讀了武亭司令員關于第三支隊干部的任命:他還說:“我們朝鮮義勇軍第三支隊是在中國共產黨和朝鮮獨立同盟的領導下,帶領北滿20萬朝鮮同胞鬧革命的部隊,是為了中國的解放和朝鮮的獨立而戰斗的部隊。”哈爾濱解放后,中共中央東北局、東北行政委員會、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部、中共松江省委、松江省軍區等黨政機關陸續遷到哈爾濱。第三支隊肩負城市衛戍重任,擺在朱德海面前的工作千頭萬緒,黨的建設、部隊建設、城市治安、獨立同盟工作等,他都時刻銘記肩負的責任,親力親為。
注重培養民族干部
1946年,中共中央發布《土地問題的指示》,東北境內解放區即將投入土地改革運動。朱德海結合朝鮮族聚居區開展土地運動情況,深感培養大批民族干部的迫切性。其實,早在三支隊成立時,他就設置了教導大隊,注重培養民族干部。當時朱德海遇見了在晉西北做過地下工作的崔采,便說服他去教導大隊工作,最終使崔采放棄原定計劃,留下來擔任教導大隊教導員一職。教導大隊在對學員進行思想整頓和組織審查過程中,針對學員中有歷史問題的人,一度出現了“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現象。朱德海發現這些傾向后,立刻加以糾正。他指出:“我們要從實際出發,怡如其分地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不要扣帽子,不要拿大炮打麻雀。”通過整頓,廣大學員提高了認識,加強了團結。
1946年下半年,在哈爾濱市廊坊機場學辦民族干部培訓班。在培訓班上,朱德海多次強調:“我們北滿朝鮮人是一個整體,整個東北、整個中國也是一個大的整體,一切要從這個大的整體利益出發。馬克思曾經說過,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無產階級自己。”在朱德海的反復教育之下,來自農村各地的學員們逐步克服了狹隘的地方觀念和民族觀念。根據東北局的指示,為了培養朝鮮族干部,朱德海在朝鮮族較為集中的珠河縣(現黑龍江省尚志市)河東村舉辦了“北滿地區朝鮮人干部訓練班”,學員來自巴彥、綏化、五常、阿城、延壽、湯原、牡丹江、密山、佳木斯等地,大部分是各地“獨立同盟”“建國青年會”“婦女同盟”的骨干和各地朝鮮族中、小學教員。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頒布《中國土地法大綱》,東北行政委員會也頒布了《東北解放區實行<中國土地法大綱〉的補充辦法》,土地改革運動開始席卷東北各解放區,教導大隊和北滿朝鮮人干部訓練班的畢業生都成為土改工作隊的隊員。
轉到地方工作
1948年1月,東北解放戰爭進入全面反攻階段,東北民主聯軍改稱東北人民解放軍。已編為松江軍區獨立8團的原朝鮮義勇軍第三支隊,于同年3月奉命離開哈爾濱,前往吉林、煙筒山一帶,與陸續到達的吉東警備區司令部72團和牡丹江地區獨立15團匯合,改編為東北人民解放軍獨立11師,投入到解放長春、四平等的戰役。就在此時,1948年4月初,根據東北局的指示,朱德海調離部隊留在哈爾濱,到東北行政委員會民政部民族事務處任處長。
民族教育文化事業的開拓者
轉任東北行政委員會民政部民族事務處處長的朱德海,從炮火隆隆的血與火的戰場轉向到新的陣地,他感到這是黨對他的信任,一定要做好東北境內的朝鮮族民族工作,和各兄弟民族一起發展生產,支持解放戰爭。于是,他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有關民族問題的理論和黨的民族政策,結合東北朝鮮族的實際情況,狠抓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工作。
重視民族基礎教育工作
朱德海始終認為:沒有文化的民族是愚昧的民族,要發展民族文化,關鍵是抓住教育。因此,朱德海將發展民族教育,作為民族社會與經濟發展的突破口,并著力在各地興建各級各類學校。朱德海十分重視教育,把教育作為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重要工作來抓。1948年4月初,朱德海到民族事務處上任不久,就在哈爾濱市舉辦了朝鮮人干部培訓班,培訓來自東北各地的朝鮮族干部。朝鮮族自古就有崇尚教育的傳統。東北朝鮮族民眾在戰后極其困難艱苦的條件下,省吃儉用、自籌資金,創辦了各類民族學校,讓子女按受良好的教育。朱德海無論走到哪里,都要詳細詢問那里的辦學情況,并對這種積極的辦學熱情給予支持和鼓勵。他利用各種會議、座談會等機會,多次向民族同盟負責人和民族工作隊的同志強調民族教育的重要性。到1947年后,北滿朝鮮族聚居區的許多村莊都辦起了小學,五常、阿城、牡丹江、尚志、綏化齊齊哈爾、哈爾濱、方正等地先后創辦起了中小學,也建立起了很多民辦中學。朱德海多次召開北滿朝鮮族居住地區教育工作座談會,廣泛聽取各中小學校長和群眾代表在辦學過程中發現的問題和提出的意見,并及時給予解決。當時,東北處于戰爭環境,各級政府在財力上面臨著各種困難,兼顧不到民辦學校。朱德海在廣泛征求意見的基礎上,采取化零為整、以公帶民的措施,將哈爾濱朝鮮族中學、阿城朝鮮族中學、尚志朝鮮族中學、方正朝鮮族中學合并,在尚志縣河東村創辦了松江省立第一朝鮮族中學。這是東北第一個公辦朝鮮族中學,即今黑龍江省尚志市朝鮮族中學。調任中共延邊地委書記兼專員后,朱德海發現雖然每個朝鮮族聚居區都有群眾自發設立的初級民族中學,但均未實施統一管理,學校的構成也不盡合理,師資力量嚴重短缺,辦學資金也嚴重不足。為此,朱德海派專人開展了中學整頓活動。在這一過程中,朱德海又立足于延邊初級中學多、高級中學為零的情況,召開特別會議,決定設立延邊高級中學。建國后的第二年,成立了朝鮮族自己的高中延邊高中,即今延邊第一高級中學。當年招生后,校舍卻成了問題。朱德海毅然決定讓出自己的延邊專員公署辦公樓,自己則與專員公署的職員們一同搬往地委的辦公地點。1950年初,延邊高中第一屆12個班級的700余名學生參加了開學典禮。延邊高中的成立,和不久前成立的延邊大學,使得延邊朝鮮族的民族教育,從初中、高中到大學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此后這一體系不斷完善,延邊各縣都陸續建立高中,各鄉鎮都設立了初中。自此,朝鮮族因教育水準遙遙領先而聞名全國。這時,延邊的基礎教育事業又出現了一個新問題,就是沒有漢族高中,這一現象導致漢族學校教育從初中到大學脫節,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漢族高中的建設問題不僅是兼顧民族公平性的民族問題,也關系到漢民族的教育結構是否均衡,是個關乎延邊的整個教育事業能否形成完整體系化的重要問題。“如果我們自己解決不了,就向上級反映這個問題。爭取資金,一定要建立漢族高中。正好漢族教員也不夠,我們一并向上級反映情況。”經過朱德海的奔波,1952年成立了漢族高中,即今延邊第二高級中學。當時,國家計劃經濟委員會接到延邊呈報的報告后,把原計劃撥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基建專項資金撥付給了延邊;同時,國家又將一批南方的大學畢業生分配到延邊來解決師資問題。
注重師資隊伍的建設
朱德海在創辦民族教育過程中,十分重視教師隊伍建設,注重教育和團結舊知識分子工作。有一名叫全一權的舊知識分子,畢業于日本大正大學,曾參加過大韓民主黨。學校部分領導大講階級斗爭,把他劃為階級敵人,逮捕并要審判他,當朱德海得知這一情況后,立即找到時任學校指導員的權寧河說:“你們學校的教員中有過大學學習經歷的人較多,他們都是日偽時期念的大學。生活在那個社會,哪能沒有一點問題。過去有點問題,就認為是階級敵人,就打,用這樣的做法對待知識分子是不妥的,只要現在不是與人民為敵的,應該充分信任、大膽使用,這些舊知識分子是我們的一大財富。”學校根據朱德海的指示,對知識分子采取了信任、改造、使用的方針,既保護了知識分子,又包容和團結了舊知識分子。朱德海反復強調要重視民族人才,尤其是少數民族知識分子和教育工作者。朱德海說:他們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就看他們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就可以了。他們有智慧、有才干,我們應給他們創造條件,讓他們充分發揮作用。延邊第一保育院的金貞順回憶說:“有一天,朱德海書記把我叫去,我去了他的辦公室,他說要交給我一項任務,讓我擔任保育院院長。朱德海書記了解到我曾在黑龍江省尚志縣當過教員和小學校長的經歷后,就把延邊第一保育院的工作交給了我。這個保育院就是現在六一幼兒園的前身,是當時延吉市規模最大、專門由國家撥付經費的幼兒園,連運營模式也都是從蘇聯學過來的。朱德海書記把保育院的工作交給我以后,對我提出的要求都給予解決。當我向他反映說沒有煤燒、孩子們受凍的時候,他二話沒說給我們解決了燒煤的問題。他說,別的部門冷點可以,但保育院的孩子們不能挨凍。當時,延邊流行著一句話:解決不了的困難就去找朱德海,尤其是涉及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問題,他全都給解決。”
發展民族文化事業
朱德海在重視民族教育的同時,也對民族文化事業,包括藝術與新聞出版事業的發展,傾注了大量的心血。早在第三支隊成立伊始,他就指派宣傳部部長金萬善創辦了《戰斗報》。1948年2月,他把牡丹江朝鮮民族同盟主辦的《人民新報》接過來,在哈爾濱道里區十五道街創辦了《民主日報》,作為民族事務處的機關報,在松江省、黑龍江省、牡丹江省以及朝鮮族居住地區發行。《民主日報》在民族事務處的領導下,宣傳報道中央的各項方針政策和國內外形勢,報道土地改革運動、工農業生產、文化教育和支援前線的情況,在穩定局勢和宣傳文化教育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基于當時的任務和長遠發展雙重考慮,朱德海認為朝鮮民族要有自己的文藝工作隊伍,來繼承和發展民族文化、藝術事業。在有關部門的支持下,朱德海將具體任務交給了《民主日報》社的金泰熙。金泰熙根據朱德海的安排,在長春與東北人民解放軍獨立11師領導商定,從師宣傳隊(原朝鮮義勇軍第三支隊宣傳隊)中抽調20余名隊員,又從哈爾濱、牡丹江、圖們等地調來20余名隊員,于1948年11月組建了民族事務處文工團。朱德海說:“你們是朝鮮民族藝術的棟梁,要好好學習、刻苦努力,繼承和發展民族藝術,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我們要有拿槍的軍隊,也要有藝術的軍隊,將來也是這樣。”朱德海對藝術工作的重視,由來己久。1946年2月,朝鮮義勇軍第三支隊成立后不久,他就組建了支隊宣傳隊。建隊初期,有些干部和隊員對文藝工作的重要性缺乏足夠的認識,朱德海說:“我們朝鮮民族有自己的語言文字,有優秀的文化藝術傳統。在日本帝國主義‘皇民化’的殖民政治下,民族文字被取消,民族文化藝術遭到摧殘,我們要將其恢復和發展,成為我們戰斗的武器。”1946年4月,部隊到達哈爾濱,宣傳隊的規模擴大發展到40多人,并先后排練了許多優秀節目,如《八路軍進行曲》《朝鮮義勇軍進行曲》《太行山之歌》《赤旗歌》《桔梗謠》《鋤頭歌》等歌曲,《小鼓舞》《勞動者的勝利》《人型舞》《諾多爾江邊》等舞蹈,《白毛女》《太行山血跡》《櫻花盛開的時候》《安家村》等話劇,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激起了他們的革命熱情,看完演出后,許多青年立即報名參車。朱德海雖然對文藝技巧并不在行,但他以部隊工作中的體驗,對文藝工作的重要性和重大意義有著深刻的認識。他不僅對文藝工作給予了大力支持,更對文藝工作者給子了深深的 關愛和保護。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著名朝鮮族舞蹈家趙得賢,著名的小提琴手白高三,還有十二歲就進入三支隊的小演員李仁淑等,他們都是在朱德海的關懷下成長起來的,最終成為杰出的朝鮮族藝術家。事過幾十年,許多文藝工作者還在說:“朱政委是我們文藝工作者的貼心人,我們是在朱政委的關懷和培養下成長起來的。”
獨具一格的辦學理念
1948年12月,時任東北行政委員會民政部民族事務處處長的朱德海專程到吉林,代表中共中央東北局參加由中共吉林省委組織的民族工作座談會。會上討論和通過了林春秋、林民鎬代表延邊提出的議案一—在延邊創辦一所朝鮮族大學,隨后得到了中共吉林省委、省政府的批準。代表東北局參加會議的朱德海,對在朝鮮族聚居區創建民族高校一事,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和大力的支持。會后,由林春秋、林民鎬牽頭,在延吉成立了東北朝鮮人民大學籌備委員會。經過三個月的籌建,1949年3月20日以“延吉大學”為校名開學。4月13日,東北行政委員會批復同意,將“延吉大學”改名為“延邊大學”。中國第一所民族高校——延邊大學的成立,開辟了朝鮮民族教育史的新紀元,為形成從小學到大學都能用朝鮮語授課的完整的教育體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就這樣,朱德海也與延邊大學結下了不解之緣,1949年3月,更是出任了延邊大學的首任校長。作為一所民族高校的校長,朱德海把走在時代前列的、超前的意識和開放性思維作為主要的辦學理念。建校時期,關于教科書選用問題,林民鎬副校長對朱德海校長說:“教科書的問題,目前國內沒有統一的教科書,自然科學還好說,可以暫時利用舊教科書,可是社會科學不行。”朱德海校長回答說:“這件事我也想過,我講了過渡時期,教科書也要采取過渡的方法。你考慮帶幾個人去朝鮮金日成綜合大學挑選一些教科書來,作為過渡時期的教材,等將來新中國成立以后,統一的教科書編出來就好辦了。”
延邊大學于1949年3月20日創立,7月,朱德海校長就派遣以林民鎬副校長為團長的赴朝鮮高等教育考察團和以金裕勛為團長的赴東北高等教育考察團,分別赴朝鮮和東三省各高等學校進行考察。赴朝鮮考察團訪問了金日成綜合大學等多個高校,帶回了200多冊朝鮮文教科書,其中不僅有朝鮮語言、文學、歷史、文化方面的教材,還有從蘇聯高校教科書中翻譯成朝鮮語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方面的教材。這些從朝鮮引進的教材,為延邊大學從建校伊始繼承和發展朝鮮民族文化、塑造民族辦學特色、學習先進的教育經驗,都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也為延邊大學在創建初期開展對外交流與合作奠定了基礎。
1950年至1956年之間,延邊大學先后與國內50多所高校構筑了合作交流關系;目前,延邊大學更是與美國、英國、加拿大、俄羅斯、日本、韓國等23個國家以及香港、臺灣的429所高校和科研機構建立了合作交流關系,對外交流出現了欣欣向榮的景象。“喝水不忘挖井人”,正是因為有了朱德海校長開放性的辦學理念,延邊大學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形成了具有延邊大學特色的學科優勢,為擴大對外交流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規劃發展藍圖
朱德海出任校長后,延邊大學的發展戰略、校園的建設計劃、基礎設施的建設、經費的投入使用等重大工作,都是在他的直接參與下做出決策的。朱德海親自參與了制定學校主要工作任分、確立培養目標、設置課程以及《延邊大學十大運營方針》《十二年教育事業發展計劃》《十二年科學研究計劃》等的規劃工作。他很清楚,預見性的戰略發展思想是作為一個校長應具備的最基本的素質和要求,也是促進學校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依據和先決性條件。為此,朱德海校長對延吉市的周邊地段進行了全面的勘察。經過反復的比較和研究后,他把建校用地選定在公園街現在的位置上,把幾十公顧的地皮劃撥為建設校舍的用地。他親自調撥資金,在改造原關東軍司令部舊建筑的同時興建新教學樓。1951年,建設了建筑面積達3,000平方米的辦公樓,后又陸續興建了化學教學樓和宿舍。現在的延邊大學校園就如同坐在山坡一樣,為形成層次凸顯的大學建筑群創造了條件。學校的校區擴建工程己全部竣工,氣魄、寬闊的建筑構圖,獨特的民族風情建筑風格,新校區和原校區的和諧相融,這些都使各界來訪者贊嘆不己。所有這一切,都得益于當年朱德海校長甄選建校用地時的考量,為學校提供了擴建新校區的廣闊空間。在朱德海校長的努力下,1953年至1957年投資16.2萬元,在延吉市局子街興建醫學部教學用房及宿舍等基礎設施15,649平方米;又于1953年至1954年間,在醫學部南側興建了14,922平方米的延邊醫院住院樓。
1952年初,朱德海校長親自到龍井,在馬蹄山下選擇了農學院的建校用地。此后,他又為農學院爭取資金,建設了1,000平方米的農學院校舍。1958年,農學院教學樓又擴建為10,000多平方米,基本滿足了教學的需求。為了解決教學試驗田問題,朱德海校長又把馬蹄山下原日帝侵略時期的18.9公頤水稻試驗地劃撥給衣學院作為教學基地,把周邊幾百公頃耕地交給農學院作為多種經營的實驗農場。校本部、醫學部和衣學院三個校區的建設,為1958年的院系調整、延邊大學一分為四奠定了基礎。正如前任校長樸文一所說:“1958年8月16日,朱德海書記代表中共吉林省委向全校宣布:延邊大學是綜合大學,她以4所大學的體制實行獨立分院制,分別成立延邊大學、延邊工學院、延邊醫學院、延邊農學院。會上,朱德海校長親自給各獨立院校發放校牌。歷史證明,當時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把延邊大學分為四所獨立高校,這對延邊地區的高等教育事業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延邊藝術學校(延邊大學藝術學院、美術學院的前身)也是朱德海校長在全國政協第三屆第二次會議上提案,經文化部批準成立的。藝術學校的建立和發展壯大,為地方培養了大量的藝術人才,使延邊享有“歌舞之鄉”的美名。
求賢若渴延攬人才
朱德海校長的人才觀也給后人留下了佳話。如果說干部是決定因素,那么人才是根本。他在農業、工業、文化等多個領域廣泛起用人才,對教育專家給予了優厚的待遇。延邊大學建成之初,需要解決的問題堆積如山。副校長林民鎬找到朱德海說:“缺少師資的問題是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朱德海不乏幽默地說:“你是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畢業生,樸奎燦是法政大學畢業生,金裕勛是建國大學畢業生,盧基舜是日本帝國大學畢業生,陣容不錯嘛。”說了句寬慰的話后,朱德海又加了一句:“是啊,辦一個大學只靠這么幾個人的確是不行的,但是太急也不行,要逐步解決。本來東北朝鮮族中有很多學者,不少人因沒有用武之地外流了,我們辦大學留住了一批,我想可能還有沒有發掘的人才,你們探訪一下,只要有人,可由地委、專署出面請他們出山。另外據我所知,北滿還有幾位學者,我可以寫信去同他們談談,大學應該是人才薈萃的地方。”待林民鎬副校長等赴朝鮮高等教育考察團返回時,朱德海校長出面邀請的學者也陸續來學校報到。其中,許秉默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哲學部畢業生,他按到朱德海的邀請,到延邊大學任教育處處長;權寧河原是松江省教育廳民族教育處處長,由朱德海斡旋調到延邊專員公署文教科任職。此外,還有日本工業大學畢業生池明洛、日本東京大正大學地理系畢業生崔泰英、偽滿新京師道大學畢業生高永一等,也都在朱德海的邀請下來到延邊,到延邊大學任職。
1956年,經朱德海提議,中共吉林省委批準成立中共延邊大學黨委,由金文寶擔任第一任書記。早年,金文寶在東北行政委員會民政部民族事務處工作時,曾擔任過朱德海的秘書。金文寶書記的長子金熙寬回憶說:“我母親說,當朱德海的指示和地委關于延邊大學黨委書記的任命發布以后,父親晚上回家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嗚嗚地哭了。可以想象一下,一個偽滿時期師道學校出身的人能夠擔任延邊大學的第一任黨委書記,此時父親是一種什么樣的心情,我們是可以理解的。”
1957年6月,建校元勛、醫學部學部長盧基舜教授病逝,作為地委書記兼校長的朱德海,親自為盧基舜扶靈抬棺,充分體現了一個共產黨人尊重知識分子、愛護知識分子的寬闊胸懷。當有人質疑他的這種行為時,他坦蕩地說:“雖然我們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不信鬼神,但共產黨人不是無情無義的人。”